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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法家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两大对立学派，为执政者如何治理百姓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儒家认为治理百姓要靠"德”，用"仁丶义丶礼丶智丶信”来教化才是正道。法家则认为治理百姓要靠法律，赏罚分明。人犯了法就要严惩，绝不能讲情面，这样老百姓才不敢犯法，才服从领导。
商鞅在秦国实行的是法家治国思想，实行以法制国，商鞅变法虽然在增强秦国国力中一时产生了积极作用，最终还是失败了。因此，儒家说法家暴虐无道也是自然的。
历史经验证明，儒家和法家在治理国家中都有可取的一面。人不讲道德不行，但无出规矩不成方圆，沒有法同样不行，只有礼法并举，恩威都用才是有效的治回方法。
我是历史领域创作者休哥斜轸，让我来给大家分享我的历史心得，大家共同探讨研究。
历史上的商鞅变法一共有两次，都是战国时秦孝公时期的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具体变法内容主要是“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至于变法细则在此不再赘述。
历史的评价一般在进步性上肯定其对于秦国制度，富国强兵，奠定统一等方面的进行描述，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局限性，也就是题目中提到的暴虐无道。
首先商鞅变法的具体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法家的思路就是通过变法摧毁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贵族制度，建立一套全新的统治方法，强化集权，扩大军队，提升战斗力，保证国家的生存。而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春秋时期的贵族游戏，而是要直接消灭对方的国家，掠夺人口。所以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择手段。
礼乐文化或者是儒家文化追求的是宽容、仁爱、稳定，但前面提到，战国时期就是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时代，此时，儒家文化就显得刻板、迟钝，而法家文化更加直接、更加痛快、更加高效。
之所以让后世觉得暴虐无道其实更主要是体现在法家思想的下面两个问题：
一、法家思想是一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文化”，比如吴起为了能成为鲁国的大将，杀掉自己的齐国国籍的妻子，以求能够功成名就。
二、法家思想的思考完全围绕着君主利益，根本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他们的主要思路就是把民众不再当人，而是当作君主的工具，这种工具一方面提供粮食，所以重农抑商，另一方面提供兵源，把国家变成战争机器，这也是商鞅最后被各阶层痛恨以致车裂的主要原因。
法家思想甚至认为人民都是无知的，政府就是要让老百姓吃点苦头，牺牲一代人来换的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民弱国才能强大。
法家思想代表韩非子
以上种种思维逻辑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自然被后世认为暴虐无道，但究其根本，商鞅不过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唯一成功的，人们对于法家思想的强烈不满自然就都发泄到他的身上了。
在先秦时期,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核心的儒家,和以商韩之说为思想核心的法家,是中国思想史上针锋相对的两大流派。在政治价值观上,儒家主张民本,法家主张君本;在国家治理观上,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制;在天下关系观上,儒家主张天下归仁,法家主张天下归一。
先秦儒家与法家无疑均以帝王师自命。不同在于, 前者面对帝王时所持的是民本立场, 后者的立场则完全以帝王的意趣为转移。关于此, 《史记》有案例:“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 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 语事良久, 孝公时时睡, 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 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 其志不开悟矣。’鞅复见孝公。罢而孝公复让景监, 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 而未入也。’鞅复见孝公。罢而去, 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 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 其意欲用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 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语数日不厌。”
例如，关于秦国垦草令, 商鞅称:“国之所以兴者, 农战也。”然而此说并非意味着法家重视农民利益, 而是因为“国不农, 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换言之, 在法家心目中, 重“农”仅仅是为了“战”, 而“战”是为了“与诸侯争”, 所以垦草开荒就全然与民利无关, 而不过是国君用以开疆辟土的手段, 所谓“代立不忘社稷, 君之道也”。至于主张以民为本的“王道”, 虽然口头上称其为“好言”, 实际上商鞅嗤之以鼻:“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
此外，商鞅与先秦儒家信奉的“尊民为天、敬天畏民”的政主张相矛盾, 称“圣人必为法令, 置官也, 置吏也, 为天下师”, 通过以吏为师达到“愚民”、“弱民”政策以驱民“农战”。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认为法家是“残暴无道”
并非暴虐无道，只是制度之间的相互攻讦。
秦朝因为商鞅之法迅速强大起来，强大到具有吞并六国的实力。同时，他又把秦国变成一个战争机器。
简单来说，商鞅制定了制定严苛的律法。制定什伍连坐之法，令基层百姓互相监督，一家犯罪十家株连。一个秦人什么都不需要做除了积极生产、上阵杀敌。不允许做除此之外的职业。
但是，如果外敌尚且存在，这种制度尚有存在的可行性，一旦天下太平全国实行秦国律法。而你秦人不懂享受，可其他六国国人不是不懂，很容易激化矛盾。
秦灭六国之时，对六国贵族也没有进行相对应的安抚，贵族一下子变为平民，还要遵守你秦国这样那样的严刑峻法。而秦始皇在统一六国没有采取绥靖政策，一味的驱使六国国人。给秦朝埋下很大隐患。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逐步崩溃和封建社会开始形成的时期。商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合乎秦国国情，这是变法成功的根本所在。 商鞅变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表现，因此，商鞅变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道理。至于儒家对他的攻击，主要是商鞅完全反儒家之道而行，主张连坐，而且发明了“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的“族刑连坐法”，一人犯罪，三族俱灭，堪称法家特色的恶法。商鞅之前，暴君所为，比较罕见，如殷纣王“罪人以族”，就是周武王革命的理由之一。商鞅开始，灭族司空见惯，秦始皇又变本加厉，一言不当，诛灭三族。所以，一切罪过全加在商鞅的头上。无论如何，商鞅变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使秦国逐渐走向富强，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最多说是严苛，不是暴虐无道。历史也没有把商鞅变法定义为暴虐无道。儒家也是一个群体，也有利益诉求，因此部分人有失公平的称商鞅变法为暴虐无道也是有情可原。一个政策或者说改革是好是坏，很简单-看结果。商鞅变法从结果上来讲无疑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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