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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是天津教案还是扬州教案，都可以看做是在特殊时期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而从具体的事件发展来看，教堂方面也有责任，而当地的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钻了空子。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教堂一直充斥着神秘色彩，而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又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因此一旦某些事件发生，很容易将矛盾升级。教案的发生必然是因为矛盾的激化，可以说当时的居民是不理智的，但事出有因又是情有可原的。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望海楼”。除了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等等这些日常事务之外，还开办了“育婴堂”，即仁慈堂，也就是养育弃婴的慈善孤儿院。开办后，就有人将一些弃婴送到这里，而育婴堂也负责救治以及抚养这些孩子，对于垂死的孤儿或者弃婴他们也没有拒绝，因为要为他们做洗礼还有祷告。并且在当时，救治不力等等因素，到了6月份天气变热，疾病扩散，许多孩子死亡被埋。同时，当时这些教堂也有一些宗教指标要完成，以争取到更多的善款，所以教堂方面也会鼓励扩充收养的人数。所以会给送来弃婴或者是孤儿的人一些奖励。这变相的鼓励了一些不法分子拐卖儿童以获取利益。以上种种都导致了当地居民对教堂初衷的怀疑，社会上便出现了有关“迷拐”“折割（即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的谣言。
这时，有一种说法开始在天津迅速流传：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用以配制欧洲到处都在搜求、并不惜以重金收购的某种特效药”。在魏源的《海国图志》里，就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而有人目睹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时间跨度为1987-2003
新教牧师性侵害儿童共838例
浸信会147例
基要教派251例
圣公会140例
路德会38例
基督教循道卫理会46例
长老教会19例
其他不同教派197例
你懂的
我们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教案发生时的民众，固然是觉得不合理，不理智，但回溯到当时，却是古老陈旧的中国与西方接触时，观念，习俗，文化等等的巨大冲击之下，难以避免的。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主要方式即是建造教堂，教会医院，育婴堂，但彼时中国的民众，对天主教和西方一无所知，不能相信其救济众生的教义，认为其兴办公益事业必为图利，且慈幼机构的行为规范，包括收买婴孩，保密制度，都与中国的熟人社会相悖;一些无赖教民又因有利可图，借救济之名行拐骗之实；而育婴堂收治的弃婴又常常本身有疾病或残疾，天津教案爆发前育婴堂流行传染病，大量婴孩死亡，残缺患病尸骨于坟地被发现，更是让民众相信教会有下迷药挖眼剖心之行，育婴堂的封闭性更加重了这一猜想。
当时的反洋教文书有写：“医人虽然工药无资，岂有本心，实欲刺人心肝，盗人脑髓，取人眼目，破人膳子。惟人若无此数件之全体，岂有颜容见祖宗乎？”教务教案档中的记载也可看到当时民众对育婴堂的看法，是残害儿童，以小儿心肝眼睛配药,摄取童精或处女元红等等。而官府方面开始亦是相信和纵容这样的言论，天津教案中张光藻的知府布告中言：“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甚至被视作进步开化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夏燮的《中西纪事》中，也有传教士挖人眼作炼银之药的记载，可见当时隔阂之深。
（图源柯文《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
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可以现代人的上帝视角作出审判，育婴堂是民教冲突爆发的场所，深层的原因是文明的冲突，加上教会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和教民的恶行，民间谣言的传播，最后酿成了教案。
（天津教案爆发地点：天津望海楼教堂 图源网络）
小纠
19世纪末的庚子国难中，由于民众普遍的盲目仇外心理，滥杀驻京外国公使和传教士，才导致了八国联军入侵的惨剧。
实际上，清末时期国人的这种排外心态由来已久。早在40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烧杀抢掠，火烧圆明园，已经激起国人义愤。
而在双方议和之后，英法联军先是退出了北京，却在天津赖着不走。在军队的保护下，法国人先是占领了天津的离宫望海楼作为领事馆，后来又拆毁了当地的一个道观崇禧观，改建成维多利亚圣母院教堂。
在这个华洋混杂、信仰冲突的地区，只要一颗小小的火星，就足以引燃战火。
1870年，就在天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件的导火索，便发生在维多利亚圣母院教堂。
天主教会有收养流浪孤儿和为他们受洗的传统，这是他们传教的一种方式，对社会而言其实也是种慈善行为。但是在那年的夏天，人们却发现教堂的育婴堂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怪事。
首先，是被修女们捡回去的流浪儿童在受洗之后，一个个无故失踪。
后来，天津当地的居民大着胆子，进入教堂的墓地查看，竟发现数十具儿童的尸体。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后来整个天津的老百姓都在传言，教堂的修女们拐走当地的儿童，对他们施魔法，将其做药用之后，便残忍杀害。
当然，女巫施法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但育婴堂对这些孩子的死，是负有责任的。
因为天津当地居民排斥外来宗教，没有人愿意把孩子送到教堂。修女们便制定办法，若有人将儿童送来教堂收养，便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这样一来，那些黑心贩子们，便找到了一条发财道路，许多孩子因此被送进了育婴堂。
而送来的这些孩子，大多是有先天缺陷或身体羸弱，被父母遗弃的儿童。这么多免疫力低下的孩子挤在教堂之中，卫生条件又差，非常容易导致瘟疫传染，才造成了教堂中儿童的大面积死亡。
面对天津老百姓的指控，洋人坚持不肯认错，并威胁当地的官员镇压愤怒的民众。在冲突中，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击毙了一个侍卫，彻底引爆了民众的怒火。
为了救出仍身陷教堂的孩子，百姓们一把火烧掉了天津的法国领事馆和附近的几座教堂。十名修女、两名神父、两名法国大使和三名俄国商人在冲突中被杀。
此事件当时引起了列强的迅速行动，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将军舰开到天津进行军事威胁。
为平息此次事件，清政府派出了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开赴天津。其时形势之严峻，不亚于30年后的庚子拳乱。曾国藩深知此事不好处理，在出发前，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在其子曾纪泽的日记中，记载了曾国藩动身前，“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
但到了天津之后，曾国藩才发现自己所谓最坏的打算，还远远不够。他曾国藩以自己性命不足惜，但法国人要的不是他一人的性命，而是要求惩凶和赔款。
若拒绝法国的要求，就会给列强以口实，八国联军入侵的悲剧将提前上演。但若答应惩凶赔款，又会被国人口诛笔伐、积毁销骨，扣上大汉奸的帽子，对曾国藩而言，这是比丢掉性命更难忍受的事。
在权衡利弊之下，曾国藩最终作出了抉择，宁愿让自己背负汉奸骂名，将肇事者斩首，并答应了赔款的要求。在这之后，曾国藩一直自责不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一直说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不到一年，就在愧疚中死去了。
在近代以前，中国的老百姓们一直以作为天朝子民而自傲，但随着西方列强的迅速崛起，国人迅速由自信转为自卑。
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让国人不愿意接受西方强大的事实，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排外心理。而列强们自带的殖民扩张基因，以及中外文化宗教间的冲突碰撞，都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而中国那时大多数的士大夫们，不愿真正去接触和了解世界，一旦矛盾积累爆发，毫无准备就轻言开战，因此连战连败。从1870年的天津教案到1900年的庚子拳乱，可以看出，曾国藩、李鸿章之属，或可一时让清朝苟延残喘，但只要清政府一日不重视外交，一日不自强，矛盾就会一直积累，直至满溢，待冲突爆发，又无人可挽狂澜之际，则倾覆之祸，立及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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